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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拍卖字画

2022-08-06

朱耷的“八大山人”白文印,“何园”朱文印,似是而非的也不止对。沈石田的“白石翁”“启”“石田”等印,尤为纷乱,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。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“赵氏子昂”朱文印才是线岁,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,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?而与此印文相同,尺寸、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,却也并不是不真的呀!

但是印章确实有真伪之分,而印文相同,朱、白文相同,仅在尺寸或笔画有差异,足以引起纠纷的那些印章当被证实是真的时候,所持的依据已不可能完全是上述的那些依据,而是在书画本身证实是真之后,印章也连带被承认的。相反的是书画对印章起了作用。

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某作家的作品,而作品上并无题款,仅有某作家的印章,这时印章对书画才起了作用,它帮助书面说明了作者是谁。

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。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、篆文、刻法、质地、印色等方面出来。宋代的书画作品,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,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。宋代印章铜、玉居多,少量是质料的。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(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),蜜印颜色红而厚,水印颜色淡而薄。元代印章的篆文、刻法都有变化,出现了圆朱文印。质料有木、象牙、铜、玉等,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。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,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。明代初期,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,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,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,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,但显得较淡,并略呈,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。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,如水晶、玛瑙、铜、玉等均有。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。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,颜色也有浓淡之分,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。清初,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,但印章形状、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。清代中后期的印章,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,如浙派、皖派和各种流派,大都以《说文解字》为主体。印色从为油质,水印已不见使用。

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,当首推张珩、谢稚柳、徐邦达、启功、杨仁恺、刘九庵、傅熹年等几位大家。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,影响各有大小,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,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,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。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,而且大多兼工书画,淹贯经史,著作宏富,具有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。

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,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,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。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《游目帖》的鉴定,可作一例子。对于此帖,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,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,已具有元代赵孟頫的风格,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,而是元人的手笔。这一鉴别结果,正是基于对《游目帖》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。谢先生的鉴定理念,他的《水墨画》和《鉴余杂稿》二书有详细记述。

先生,早年坎坷,抗战时移居重庆,结识了郭沫若、徐悲鸿、张大千等学者和书画名家,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。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: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官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,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万余字鸿篇巨著《国宝沉浮录》一书;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,使之更为完整系统: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,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之学,2000年出版的《中国书画鉴定学稿》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。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“比较研究法”,十分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,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、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,然后才是题跋、印章等因素。对于传世的《簪花仕女图》这件风格特的作品,由于缺少参照样板,比较研究就显得较为困难。于是他结合同时期元稹、白居易等人留下的关于贞元时期服饰与习俗变化的文献资料,证明《簪花仕女图》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只有唐贞元时期才能与之吻合,由此确认它是一件唐代贞元时期的绘画作品。